张伯伟:艰难的历程,卓越的成就 ——新中国7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23: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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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

   内容提要:新中国70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80年代,第二个阶段从90年代至今。前者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和理论先导为特色,与民国以来的学术判然区分;后者以日益壮大的经济力量为基础,形成“走向世界”的学术风貌,同时,受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制约,注重学术的自身目的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面对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潮和派别,如何以自信而不自大、自谦而不自卑的态度参与其间,形成一种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需要我们为之努力的一个方向。

   关键词 新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本体;文学思潮

  

   引言

  

   新中国的70年,是不平凡的70年。70年,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史学观念中,属于一个介于中时段和长时段之间的历史段落。以这样一个历史段落为研究对象,我们首先要找到“趋势变动”的起点和转折点[1]。文化的变化发展,一方面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另一方面也会对政治和经济产生反作用。所以,两者间的关系便是既相互制约又不相平衡,如果要将7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划分段落,以便更好地叙述和理解这一段历史,就未必是与政治史或经济史齐整一致的。文学研究的核心是批评,文学批评必然拥有其标准,其中也就必然蕴含着某种理论,追根究柢,更是由某种哲学所决定的。尽管这里有自觉的和非自觉的差别,有高调声称和默然无语的不同表现,文学批评都无一例外地受控于批评者的世界观。因此,当研究者群体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上,更且在情感上、心态上也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是“趋势变动”的起点或转折点。阮元曾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2]如果我们把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看成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起点,那么,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在文化建设上(其中必然包括了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如果以新中国7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为段落,起点是确定的,而转折点似乎在80年代末。

  

   一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949年10月1日,东南沿海、西南山区的枪炮声还在持续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胡风颂扬一个新时代到来的神来之笔——“时间开始了”,代表了无数诚恳而热情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最美好和最纯洁的希望”。新政权建立了,需要“制礼作乐”,也就是要建设一个与新政权相配合的新文化。军事上的大规模冲突结束了,国民党800万“拿枪的敌人”被打败了,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知识分子虽然在思想上、认识上大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在习惯上、心理上还未能完全适应,需要刻不容缓地对这500万群体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3]。在更早一些时候的解放区,这样的工作已经开展。比如1949年4月结束的对萧军的批判,落实在其“无耻的温情主义”和“反动的人道主义”。7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总结了30年来文艺界的两条道路,即资产阶级的自由艺术路线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路线,确定了文学艺术工作者要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衍伸到文学研究,就是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现成的样板,就是苏联的主流思想。他们的理论就是我们的理论,他们的文学批评标准也就是我们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切文学作品,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需要通过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取舍。另一方面,就是要彻底清除欧美资产阶级、中国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正面的,要通过不断的整风学习来提高理论水平;负面的,则又通过不断的批判运动来肃清其毒。

   不妨通过目录学来做一番整体的扫描。根据1949—1954年《全国总书目》[4],文学部中的第一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一色来自于苏联,其中单行本14种,“文学理论小译丛”共6辑46种,中心内容是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典型理论、人民性等,如《苏联文学中的典型性问题》(奥泽罗夫)、《论苏联民族文学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罗米则)、《论俄罗斯文学中的人民性》(叶尔米洛夫)、《典型与个性》(布罗夫等)、《列宁与文学的人民性问题》(谢尔宾纳);第二类是“毛泽东文艺路线”,共15种。其它如“文学批评”“文学写作研究”“作家论及作品研究”“古典文学研究”“文学史”等类中,也大量包括了苏联的着作,总计25种。在语言学方面,最多的是有关俄语学习的。至于文学艺术作品,更是大量翻译自苏联。当时的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也有专门出版中文书籍者,5年中共计148种,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类,社会、政治、经济类,语言文字类,苏联介绍类,文学、艺术类。1955年《全国总书目》[5]反映的基本面貌也类似,“文学理论”18种全部翻译自苏联,另外有3种书专门介绍苏联的文艺政策。“作家论及作品研究”中专列“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作家论及作品研究”共11种,也多出自苏联文学评论家之手。苏联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就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成是所有文学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这些论着在中国的开花结果可以用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为代表,这篇原载苏联《旗帜》1952年第12期的文章,在1953年1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被转载。而在同年9月24日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周扬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为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的“最高标准”。很显然,这是对当时苏联文学理论的亦步亦趋。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是理论批评还是实际批评,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季莫菲耶夫,其着作的中文版有《文学概论》《文学发展过程》《怎样分析文学作品》《苏联文学史》《文学原理》《高尔基》《俄罗斯古典作家论》《论苏联文学》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其论着之“魂”。变化是从1956年开始的,当时隐隐出现了中苏两党之间的论争,至1960年的完全公开化,大量翻译出版苏联文学理论的情形也随即而有整体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看看1960年的《全国总书目》[6]“文艺理论和批评”类书籍,苏联着作已杳然无迹,冲击视觉的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收而奋斗!》、《毛泽东文艺思想》(第1分册)、《在毛泽东的文艺道路上不断革命》、《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电影创作上的光辉胜利》等。此后一直到1977年12月31日毛泽东与陈毅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激起全国学术界对“形象思维”以及“比兴”、宋诗等问题的讨论,学术界的动作都是随着最高领导人的种种批示而翩翩起舞的。

   1978年,钱锺书在意大利应邀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演讲,他说的“现代中国”,范围从1949年到当时。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导致了最可注意的两点深刻的变革,第一点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改变了解放前的中国“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的局面;第二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理论”,又改变了解放前的“这种‘可怜的、缺乏思想的’状态”[7]。这是从积极方面所做的肯定的衡量,但若从古代文学研究的实绩来看,恐怕就难以如此乐观。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是伴随着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展开的,由于毛泽东在1954年10月16日的直接介入,将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不同观点的讨论上升到“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的高度,并且号召“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8],所以不到一年,1955年3月15日的《文艺报》半月刊第5期,就刊登了俞平伯的自我批判文章《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从此他闭口不谈《红楼梦》。“小人物”能够挑战“大人物”并大获全胜,证明了所谓的“学术功力”是不堪一击的。如果在思想上犯了方向性错误,即便拥有珍贵资料,并在其基础上展开的精密考证,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可能是有危害的。这也表明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足以超越权威、战胜权威。于是就出现了由大学生编纂的红封面《中国文学史》,以及许多发表或未发表的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论等,大学生的研究热情和批判热情一时无比高涨[9]。既然在资料上难以超越前贤,转而也就轻视资料,甚至无视资料,“以论带史”最终演变成“以论代史”。纯粹的文献着作,也会遭到严厉的批判。比如1960年对徐朔方《汤显祖年谱》的讨论,1966年对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辛稼轩诗文钞存》《稼轩词编年笺注》的讨论,都集矢于其用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方法编纂年谱、缺乏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论、对古代作家的盲目崇拜等问题上。

   50年代初大量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着作,的确激发了学术界对理论的关注和热情,但并未能结出应有的果实,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这些理论的引入,裹挟着马列主义的权威架势,是只能全盘接受,不能有任何质疑或修正,因为反苏就是反共。在苏联,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处于权威地位,但仍然有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其它理论可以引起斗争和论战(虽然并不平等),比如俄国形式主义理论[10],巴赫金的“对话”、“复调”和“狂欢”理论(这些理论在当时是不能传入中国的)[11]。因此,在论战中形成和发展壮大的理论本来也不失其生命力。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进入中国的苏联文学理论成为无可置疑的金科玉律,在研究实践中则沦为僵硬的教条。其次,即使在60年代初,人们开始重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编纂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着选辑”以及《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着,但“文学概论”的基本框架,仍然遵循了季莫菲耶夫及毕达科夫的体系,只是将古代文论作为可资印证的材料,充塞到不同章节之中,还无法以中国文学理论为主体,呈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评传统。外来理论和本土理论(如果承认有的话)未能进行平等的对话,更遑论做有机的结合。再次,如果说文学理论自身有其系统的话,苏联文学理论的脉络,也与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的文学理论存在联系。而50年代的中国只是让苏联理论单科独进,而对欧美文学理论关上大门,只是在缝隙间勉强挤进极少量19世纪以前的理论。到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以后,连苏联的理论着作也被归于修正主义而被拒之门外。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于理论学习的热情就未能取得应有的收获。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言,周扬有高调赞美,将这一概念设定为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的最高标准,众人则不加思考地在自己的论着中套用此概念,陆侃如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12]一文中,稍微涉及这一概念的历史性,但很快就加以批判和否定,主张以现实主义概括中国五四运动以前乃至世界上“任何时期、任何国家”文学史的主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括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主流。然而这样一个概念,在东西方主要文学史的发展中,能否充当所有时代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准创作方法,成为一个文学类型学的概念,或者只是在文学历史的某个时期突显出来的一种倾向?从美学角度讲,一方面要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必须按照其应有或将有的模样来描写,由此而集中到“典型”的概念,在欧洲文学批评史上,是否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讨论?然而这些问题,在中国学术界没有任何声音,因为对待从苏联舶来的理论,唯一能做的就是贯彻执行[13]。

这一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界,争论和批判不断。从1949年11月开始的有关古典文学遗产的论争,1950年1月的美感论争,1954年以来的《红楼梦》研究论争以及紧接着的胡适思想批判,1958年全国高校的学术思想批判,1960年的文艺界和高校对欧洲18、19世纪文学的批判,同年12月的山水诗评价论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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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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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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