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理解中国中古早期历史的一种进路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21: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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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官僚帝国体制的观察视角

  

   本书叙述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前期发展历程。所谓“前期”,指的是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夏商周的国家,有的学者称为“方国”,也有的学者称为“王国”。“方国”之“方”,显示了那些形成了“国”的各个政治实体各据一方,“王国”之名则突出了此期的君主称“王”,存在着王权的情况。此阶段历时约十六七个世纪。自战国变法以降到秦汉王朝,则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时候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呱呱坠地了。这种政治体制,从政治学上说应属“官僚帝国”。战国到秦汉的这个历史转型,确立了两千年各王朝的基本政治架构。帝制的终结,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呢。

  

   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一般是要通过官僚组织来贯彻的。就历史上大多数情况看,在存在专制、集权的地方,往往也存在着一大批官员。官僚组织本身的特性之一,就是权力结构的集中化。若干骑马民族也出现过一些以严酷着称的首领,但不好说那是一种“专制体制”,因为那里不存在官僚行政组织。当然,对传统中国政治是否是专制的,人们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传统中国存在相权、存在科举考试、存在士人,皇帝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帝制中国不是“专制”的;还有人认为,技术条件限制了传统皇权,使其达不到专制和集权。这问题该怎么看呢?我们觉得,概念的界定,应以能更好地区分事物之间的差别为原则。不必过分拘泥“专制”一词在西文中的原初所指,它在中国史研究中使用已久,约定俗成了。从世界史的范围看,中国皇帝的巨大集中化权力,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现象。这种政治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邓小平也承认:“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甚至认为,由于儒学传统影响,东亚社会将走向一种“亚洲新专制主义”。不同的“专制”用法虽然所指各异,但总归折射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治集权传统是最具典型性的,它一直影响到中国当代。部分人不愿采用“专制”一词,是出于对祖宗的“温情和敬意”,但正如林达先生的《心有壁垒不见桥梁》一文所说:“专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耻大辱,因为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专制。它像奴隶制一样,只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是在现代文明的今天,方应断然拒绝专制。从历史的比较和现实影响看,把传统中国政体称为“专制的”,由此与其他不同的政体区分开来,在研究上是比较便利的。

  

   在面对两千年传统官僚制度时,我们的基本视角有三:第一,官僚组织的理性行政。复杂的行政组织一旦演生出来,那么行政的合理化,就必然作为一种内在规则而发挥作用。比如说,它推动人们采用科层式的分官设职架构,依照选贤任能的录用程序,严格遵循法律和充分利用文档,等等。古代政治家在“分官设职”的时候,逐渐体察到那些规则并日益娴熟地运用着它们。那些规则也常遭破坏,比如皇帝超越法制而狂悖专断,或官贵们出于私利而要求特权,等等。但从长时段看,它们仍是支配行政运作的基本规则之一,并构成了制度进化的动力。理性化了的行政还是官僚组织之相对自主性的来源之一:皇帝个人的为所欲为,不能过分损害理性行政,他不能自拆台脚。宰相所谓“相权”的制度支持,就是官僚行政的相对自主性。

  

   第二,权力斗争和权益分配因素。皇帝和各色官贵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官僚体制不仅是一个安排行政功能的架构,也是一个安排身份、分配权势的架构。权势的分配一般采用“官本位”,是通过品阶勋爵来实现的。官僚的位阶有如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资本。从理论上说,皇帝至高无上,集政权、法权和军权于一身,在权势和利益的分配上皇帝占大头儿,同时各种政治势力也各有其份额。君权不仅仅存在于保障其“作威作福”的制度条文之中,现实政治中的君权是动态的,其贯彻的强度和运作的空间,是受各种政治势力制约的,是君臣“博弈”而达到的动态平衡。周代贵族世卿世禄,拥有重大的传统权势,这时的周天子就不好说是专制君主;战国变法中君权的强化,以削弱和打击贵族为先声。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官贵的形态及其与君主的关系,也是塑造君权的因素之一。

  

   王朝中存在着各种形态的官僚权贵,如文法吏、士人、士族、军功官僚、外戚、皇宗、宦官,在异族政权中还有部落贵族,等等。他们所来自的社会阶层不相同,其向皇帝分割权势的能力和方式也不同。各色官贵的政治角逐会造成不同的政治形态,如文吏政治、士人政治、门阀政治、军功贵族政治、宗王政治,还有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异族统治等。文法吏与皇帝的结合,很容易导致一个刚性的专制皇权;儒生士大夫与皇权的结合,则将促成一个弹性的皇权。在王朝初年,军功集团可能拥有较大势力,但随后又可能被文官群体逐渐取代。皇宗、外戚、宦官都是皇权的附属物。在历史前期,外戚、皇宗拥有较大参政空间,到历史后期则大受限制。宦官势力有助于君主独裁,但也会导致皇权的恶化,并使皇帝与士大夫之间出现裂痕。异族政权中存在着民族冲突的张力,这时部落显贵通常是皇权的坚强支持者。当然,部落因素也会使政治斗争呈现出无规则性。士族门阀具有“贵族化”的性质,而在官僚“贵族化”了的时候,皇权往往就比较低落,二者呈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说,当门阀只凭门第就能占有官位之时,皇帝予取予夺的权力就被分割了。这里所谓“贵族化”是一个过程。一些时候官员会趋于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自主化,这种演化的最终结果是贵族化,但现实中它可能停留在某种程度上,或浓厚或轻微。总之,在皇权与不同政治势力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的时候,皇权会呈现不同的面貌。甚至,当官员发生贵族化时还会出现专制和集权的弱化。

  

   说到士人,轮到第三个视角了,即知识群体及其文化传统的因素。在传统中国,大多数时候官僚来自知识文化群体,或说士人。士人拥有古典文化知识和儒家政治理想,提供了帝国统治所需的文化知识,维系着正统意识形态;他们还发挥着制约皇权(通过谏诤等活动)、整合社会(通过教化等活动)的特殊功能,这些特殊功能使帝国体制较富弹性。由此,中国官僚政治就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士大夫政治”。当然,士人的行为模式也不仅仅取决于其文化观念,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其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甚至演化为封闭的政治集团,例如中古时代的士族门阀。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对传统政治制度的影响,是灼然可见的。例如,它催生了那些培训和录用士人的制度,如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他们的文化理念也影响着制度的样式。王莽的“复古改制”就是一个好例子。总之,“士大夫政治”是传统中国最富特征性的现象之一。

  

二、波峰与波谷

  

   本书题为“波峰与波谷”,以此描述秦汉魏晋南北朝专制官僚政治的起伏轨迹。秦汉是它的一个波峰,其时帝国的规模、制度的进步和管理的水平,都处于古代世界的前列;魏晋南北朝则陷入波谷:帝国面临着动荡、分裂,在体制上也出现了变态、扭曲。

  

   秦汉帝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先秦政治制度经缓慢发展,逐渐累积出来的转型和质变。周朝的官员体制就已颇具规模了。也就是说,在中国政治史的“王国”时代,就已蕴藏着专制、集权和复杂政治组织的萌芽了。战国时经济文化的繁荣,引发了剧烈政治转型。小型简单社会发展到了大型复杂社会,那么更复杂、更高级的管理方式势在必然,呼之欲出。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法家学派,其法治学说跟现代的官僚制理论竟然有很多契合的地方。西周春秋时诸侯国天各一方、各自为政,而战国以来各国政权都在走向集权,君主不仅公然称“王”,甚至尝试称“帝”。先秦还出现过一部规划官制的古书《周官》,其成书年代虽不怎么清楚,但其中“分官设职”的精心安排,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精密整齐的官员组织很早就兴趣盎然。另一些民族在同一时期就没出现类似文献,可见《周官》是个很“中国特色”的东西。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帝灭六国,出现了皇帝一人君临四海的局面。周代实行的是“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汉代一变而为“布衣将相”“选贤任能”之局;那些“世卿世禄”的古老贵族,到汉代就没什么特殊政治影响了。秦汉行政充分利用文书档案,严格遵循法规故事,其组织架构所达到的复杂完善程度,被认为超过了同期的罗马帝国。一批训练有素的“文法吏”承担起帝国政务。君主通过郡、县、乡、里,有效统治着广袤的国土和千万小农。汉武帝登基后决意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儒家的“礼治”精神开始和帝国的“法治”结合起来;“经明行修”的士人源源进入政府,与文法吏并立朝廷。士人与文法吏后来逐渐融合起来,由此确立了“士大夫政治”。这种“士大夫政治”,在历史早期已有其萌芽形态了:周代的贵族士大夫不仅承担着国家行政,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文化的阶层,他们受过“六艺”和“礼乐”训练。这种“礼乐文化”具有调节政治和维系身份的双重功能。

  

   在这个时候,中华帝国初步奠定了它的“常态”。“常态”指什么呢?就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和“士大夫政治”。夏商周政治发展的涓涓细流,在秦汉汹涌澎湃,掀起了第一个巨大洪峰。一座权力高度集中化的等级金字塔,初具规模,矗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了。

  

   魏晋南北朝就不一样了。东汉帝国在重重危机中解体,其后是三国分裂,皇权低落,政治动荡,出现了法纪松弛的情况。统治集团封闭化了,若干大官僚的权位家世蝉联。在东汉已逐渐壮大并取得了文化支配地位的士人群体,此期演变成一个士族门阀阶层。儒学低落,玄学清谈和佛教、道教流行开来,它们以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皇权的独尊和神圣。西晋的短期统一,被北方民族打破。东晋偏安江左,皇权微弱,门阀显赫,一度获得了与皇帝“共天下”的门第权势。由此所造成的政治“变态”,使中国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显露出来了,例如学者所说“封建化”“贵族化”,等等。而“五胡乱华”和十六国林立,又使中国北方陷入了动荡;少数族的部落显贵活跃于时,部族因素导致了政治制度的扭曲变形,从而造成了另一种政治的“变态”。凡此种种,都使这个时代呈现为一个帝国的低谷或曲折。

  

然而低谷和曲折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政治制度的进化迹象,像三省制的进步,察举制的进步,位阶制度的进步和法制的进步,等等。在走出低谷之后,隋唐大帝国来临了。隋唐政治制度上承秦汉,同时又更上一层楼,像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唐律》等制度方面的重要成就所显示的那样;而魏晋南北朝的制度进步,就构成了汉唐间制度进化的阶梯和环节。是什么力量最终抑制了政治“变态”,并使魏晋南北朝不仅仅呈现为一个曲折,同时也呈现为进化阶梯呢?是秦汉遗留下来的如下政治遗产:官僚组织及其行政传统,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皇帝顽强的专制意向。由此,所谓中国的“中古”,并没有重复蛮族南下后西欧中世纪的那种经历。蛮族甫下之后的西欧中世纪,没能把罗马帝国的官僚组织和专制倾向继承下来。秦汉的制度文化展示了巨大惯性,它使帝国政治在穿越了各种波动变态之后,仍得以回归于其历史运动的“轴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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