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把天下的取向嵌入国家:民初“好人政府”的尝试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21: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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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1922年,胡适等精英读书人曾提出“好政府主义”,不久更出现了一个为时短暂的“好人政府”。这个看似插曲的历史现象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缘。好人政府背后的“贤人政治”,大体是一个适应天下时代的传统理念;好政府主义强调政府应积极作为,又更适应现代的国家时代;而时人面对的北京政府,恰是一个具有现代形式却又延续传统小政府理念的政权。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多重的紧张。那是一个政治伦理转换的时代,新旧政治伦理的纠结容易使人感觉无所适从,却也留下更宽的尝试空间。把一个天下的政治模式嵌入现代国家,又要让一个不思作为的现代政府积极起来,这些充满张力的取向如何关联互动,是一个需要重新讲述的故事。

  

   关键词:天下;国家;贤能政治;好人政府;好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

  

   1922年5月,蔡元培等人发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以下多简作《主张》),提出“好政府”的主张,批评“国中优秀分子”不肯“加入政治运动”;因为“好人笼着手”,导致“恶人背着走”,所以想要实行过去的“贤能政治”,以实现一个“好人政府”。同年9月,以王宠惠为总理的新内阁组成,十位阁员中一人是前清举人,八人是留学生,学历最差的内务总长孙丹林也曾进过清末的山东大学,因此被誉为“好人政府”。但这个好人内阁不过昙花一现,仅维持了两个多月就被迫结束了。

  

   过去多从军阀干政角度认识和表述“好人政府”的失败,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却只是一个表层因素,其后有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缘。好人政府背后的“贤人政治”,大体是一个适应天下时代的理念,用在后天下的现代民族国家里,就有很多格格不入之处;同时好政府主义又主张政府应积极作为,这更适应现代的国家时代,与传统的小政府理念背道而驰。两个实存紧张的取向结合在一起,颇具诡论意味。时人面对的北京政府,恰是一个具有现代形式却又延续传统理念的政府,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多重的紧张。一面要把一个天下的政治模式嵌入现代国家,同时又要让一个不思作为的现代政府积极起来。这个最终未能成功的尝试进程,就是本文要述说和探讨的。

  

一、“好人政府”的语境

  

   如康有为在民初所说,“中国向者非国,而曰天下也。故其立国之法,与今大异”。不仅如此,在“天下一统”时代和“列国竞争”时代,国家的“治法”也完全相反。被确立为经典的《大学》对治国和平天下做出了明显的区分:天下言平不言治,本无所谓治法。故康有为的立言是有分寸的,他泛说天下时便言“立国之法”,说“天下一统之国”时方言治法。虽回溯及传统,仍更多立足于现代。

  

   据陈志让更“现代”的表述,传统中国政治是以“有道无道”作为判断的标准,而现代政治的标准是“合法违法”,两者的冲突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在实际冲突发生的时候,卫道的人要卫道,护法的人要护法,解决的方式也是完全对立的。最具诡论意味的是,两者的社会构成却又是一致的,即他所谓“军—绅集团”。由于“护法和卫道”都靠同一批人,“几乎等于派罪犯当警察”。话说得有些得罪人,但至少以前中国的士大夫,一向就是一身而兼运动员和裁判的。

  

   这一切都与“天下”的转化相关。近代中国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天下”的崩散及其多重演变——向外转化成了“世界”与“中国”,向内转化成了“国家”和“社会”。其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让人无所适从又不得不有所抉择(详另文)。这样的转化,正如陈先生所谓道与法的紧张,揭示了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且中西两个“道”的冲突和攻守之势(西强中弱)是明显的,陈先生所说的“法”,其实就是西来的“道”。

  

   与天下的消逝相伴随的,不仅是一系列新观念的到来,也导致相当一些既存基本名相的重估,当然更有力的冲击和影响还是来自新名相。如民初不少读书人总在思考“国家”和“社会”,又总找不到一个妥帖的安排。用张东荪的话说,时人最关注的问题是,到底是“借社会之力驱迫国家使即于善良”,还是“率国家之力强制社会使得为改革”。简言之,是“以社会促进国家”还是“以国家改造社会”,两个选项一直处于竞争之中。

  

   其实国家与社会的紧张是后天下时代的思考,如果在天下时代,虽也有庙堂和江湖之分,其间却没有这么强的紧张。至少对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来说,化民成俗和参与实际的治理,都是他们“澄清天下”责任的一部分;出入于庙堂和江湖之间,不过是一种常规的身份转换而已。后来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探讨民初人思虑时,常把国家和社会当作既成的范畴。而在五四前后,今人所说的“国家”与“社会”自身也还在形成之中,尚未定型。有些人即使口中说着“国家”和“社会”,心里想的未必是名相定型后的意思,反可能是以新名相表述天下时代的思想。

  

   尤其中国的近代本处在一个过渡时代 ,而过渡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从国有共是向国无共是转移。中国早期的政治主张,希望达到“一国皆曰可”然后行的目标(《孟子·梁惠王下》),大致即一种国有共是的状态。如杜亚泉所说,“国是之本义”,即“全国之人皆以为是”。不过以前的“国”在天下之中,后来的“国”则从天下转化而来。然而一国皆曰可的情怀却长期延续,唯早期的可与否更多是针对人(尤其是人的好坏),民初已逐渐从人转向事,更多指向今人所谓政策了。

  

   这样的国有共是,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贤能政治。古代对“一国皆曰可”的追求,非常像西方的民主政治,更适合于小国寡民的状态。自秦汉大一统后,选贤与能的制度从察举到科举,逐渐落实为以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与最初的立意已有根本的不同。这类针对大一统的对应方略,一步步疏离于,甚或可以说放弃了,对一国皆曰可的追求,但又大体带有类似的遗风——国有共是的基础,即大家以经典为核心,尊奉以经典为标识的道。贤能的标准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重视立身行道,遵循“君子不器”的取向。明清以八股为考试方式并未改变唐宋的基本立意,即士人须读经。坚持科举考试内容要体现“君子不器”的精神,也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简言之,大一统时代选拔人才的机制固然有很多转变,仍大体维持了选贤与能的基本立意。

  

   不过,以科举考试选贤与能的方式,在近代受到富国强兵取向的强力冲击。所谓贤能,其实是两种类型的人才。从晚清开始,随着富国强兵取向的确立,出现一个日益显着的倾向,就是能重于贤。重事功的保举与考试并行,使“君子不器”的精神逐步淡出,而更看重那些似能而非能者,甚至选出不贤之能(如盛宣怀按旧标准就很难说贤)。这当然有个过程,其中清流的辅政被认为失败(且多少带有读《孝经》以退黄巾的味道),是一个不小的转折。因为清流本是清议的社会基础,清流退则清议也式微,浊流起而浊议占上风。标先于本,导致器重于道。后来科举代而受过,传统的选贤与能体制也大受诟病,清浊二流的势易,不能不是一大因素。

  

   尽管如此,随着清末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人才”成为新政中一个关键词,一些人开始反省贤能政治的问题,大体是在以革政阻止革命的思路中进行。一方面,清末国势不佳又看不到明显出路,是很多人的共同心态。那时的贤能政治思想,颇带几分闻鼙鼓而思良将的意味,其所指的贤人数量是相当少的。另一方面,晚清的贤人思路又多少与所谓中间阶级之说有些关联,更与议院、谘议局等新生事物直接相关。简言之,此时的贤能政治已展现出一些西式的新样貌,却不一定那么“现代”,仍有“自说自话”的一面(详另文)。

  

   到民国初年,中国进入一个“国无共是”的典型时代,新思潮此起彼伏,各势力犬牙交错。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层面推进了这样的时代特色,柳克述观察到,中国“自从‘五四运动’而后,思想界得一空前的解放,因而遂有新潮与礼教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之争、好人政府与全民革命之争等等,接二连三的发生起来了”。他那意思,“好人政府”与全民革命形成对峙,也是当时思想解放的产物。不过至少就“好人政府”而言,贤能政治在中国有着长久的传统,出现这样的尝试,应也渊源有自。

  

   五四后的北京政治,正值文人徐世昌任总统,似乎正处于一个转变的临界点。不仅政治逼迫学者出头,许多既存势力也在主动试探机会的有无,探索改组或重组,但都不甚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就在于国无共是。大家没有共同立脚点,不能不各说各话,很难形成相互让步的妥协局面。张东荪就注意到那时想要“凑合各种势力而成一个大势力”的尝试,不过他“细细地察看中国现在的国情,觉得调和现在各种势力的艰难,和创造大革命的艰难是相等的”。

  

   所谓“现在的国情”,首先就是时人面对着一个既没有正式宪法也没有稳定议会的共和国(有时还有对立的南北两个中央政府,尽管列强仅承认北京政府)。这个事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读书人对政府的态度。尽管在康有为看来,中国“共和与否”对各国关系不大,外国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在“国治完整,生计富足,兵力精强”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唯在“列国竞争”激烈的时代,“兵力精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项,是否“生计富足”可能也是中外都关注的,而怎样才算得上“国治完整”,可能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了。

  

   对“共和”寄予厚望的很多中国读书人 ,希望政府至少能做到严复提出的“对外能强”而“对内能治”。而一些要求更高的人,恐怕会认为没有宪法、没有国会的国治就不够“完整”。且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以《临时约法》暂代宪法,即因其不完整,那些“没有详细规定的事,仍然而且不可避免地用‘有道’‘无道’来判断”,亦即法律要靠“道德来保护”。

  

   守法是新要求,反须遵循卫道的旧轨,这样的诡论性现象使何为“国治完整”更难达成共识,也揭示出过渡时代的一个重要面相,即政治模式的转变先于政治伦理的转变。晚清的立宪已是如此,民初的共和又更明显——用时人的话说,政治形式的转变已从政体到国体,似更具根本性。其实对多数人而言,前者的挑战已够彻底。直到很晚,说一般中国人尚不到实行宪政的程度,仍是流行的话。而那些实际不欲推行宪政的政府,也都以人民程度不足为延后推行宪政的理由。

  

   如果说宪政是较高的要求,上引严复概括的“外强内治”,则既是近代中国政府最起码的任务,也是一个与前不同的时代新要求。在大一统时代,由于较长时间里实现了广土众民的一统,需要外抗强敌的时候相对少,凝聚动员的内需也相应减弱。而身处列国竞争之中,就两皆成为必须了。

  

无论如何,寻求富强意味着政府要远比过去更加积极作为。政府作为究竟应积极到什么程度,成为民初尝试共和期间朝野共同面对而又特别缺乏共识的大问题。伴随着国无共是状态从晚清到民初的延续,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也时常想起选贤与能的政治模式,“好人政府”的主张乃应运而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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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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