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飞: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考释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19-10-06 0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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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飞 ?

   内容提要:本文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鲁迅全集》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以“物质生产”与“符号生产”的视角来观照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在“物质生产”层面,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从上游到下游都被纳入国家系统之中,成为一项“国家工程”;在“符号生产”层面,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其目的最终指向政权合法性的确认与巩固。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此也都加以继承。正是基于以上两个层面,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标志着文学领域“国家元典”的诞生。

   关 键 词:1958年版《鲁迅全集》 ?国家元典 ?国家工程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1958年版《鲁迅全集》(以下简称《全集》)①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组织编注的第一套《鲁迅全集》,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方面,它上承复社1938年版《全集》,开创了迥异于前的组织与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它下启人文社1981年版、2005年版《全集》,在编撰、注释等多个方面垂范后世,其影响甚至绵延至今。然而,对本版《全集》的研究却并不多。朱正、张小鼎、刘运峰、王锡荣等先生各有文章详细梳理《全集》各个版本的编撰过程与得失,提供了1958年版丰富的史料。②张文江《论〈鲁迅全集〉的三次编纂及其意义》③将三版全集(不包括2005年版)的目录加以细致对比,通过分析《全集》的编目对鲁迅本人及编者的文学思想和编写意图进行了探究,多有精彩独到的见解。但是,真正以1958年版《全集》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则几告阙如,刘运峰先生的论文《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④是仅见的一篇,发展了其《关于〈鲁迅全集〉的版本》中有关1958年版的内容,增补了不少一手史料。这种研究现状与1958年版《全集》之价值很不匹配,昭示出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可能。本文即拟以“物质生产”与“符号生产”⑤的视角来观照1958年版《全集》的编注,将其放置于《全集》编撰史的链条中进行比较,归纳本版《全集》的特质,凸显其作为某种开端的非凡意义与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而推进学界对于本版《全集》的研究。

  

   一 作为“国家工程”的1958年版《全集》

  

   1949年,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共和国建国大业全面展开,出版体制的建立与整合也在其列。1月28日,中共中央即要求东北局调黄洛峰进北平,主持出版工作。⑥2月22日,中共中央在北平成立出版委员会,负责集中领导出版事业。11月1日,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⑦翻阅当时的档案会发现,出版委员会及其后的出版总署第一年的工作主要仍是在消化整合原有体制、建立新体制,如解决国有书店的内部整合问题,接管并改造国民党原有官营出版业,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业原料不足、生产力不足、干部不足等迫在眉睫的问题。战后重建,百废待兴,新编《全集》这样浩大的工程尚未提上议程。

   1950年10月7日,许广平提出结束鲁迅全集出版社,希望将鲁迅着作版权无条件捐献给国家,出版总署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关于鲁迅先生着作出版座谈会,最后形成决定:

   1.鲁迅先生着作版权仍应由家属保管,但由家属申请授权出版总署处理国内外编选、翻译、印行事项。由出版总署发出通告,登报声明。

   2.鲁迅出版社即行结束,其存书应减低定价,全数批售新华书店。所有批售书款拨付许(广平)先生收。至鲁迅出版社股东早已放弃股权,无庸再议。

   3.鲁迅出版社原有纸型及附属品移交人民出版社保管。

   4.移交事宜由新华书店派员与许先生在沪办理。

   5.出版总署建立鲁迅着作编刊社,聘请冯雪峰同志为总编辑,在上海办理编刊注释校订工作,其费用由总署支出。编成之书交人民出版社出版。至出版后版权如何计酬,日后再由出版总署与家属商办。⑧

   由出版总署这一国家机构出面,为鲁迅先生着作版权事宜专门召开座谈会,形成官方文件,这是一般作家不可能享受到的待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38年版《全集》出版时的困难重重。当年,在寻找合适出版社时就一波三折。许广平最先考虑商务印书馆,经过蔡元培、胡适等居中推荐,王云五终于答应,但因抗战全面爆发,商务印书馆内迁,许诺落空,《全集》事宜一再推迟,最后迫不得已改由刚成立不久的复社来出版。资金方面也是较为窘迫的,复社由十几位股东集资成立,启动资金不到1000元,出版《全集》时经费远远不够,于是设法通过出售预约券、出版两种高价纪念本的方式来填补亏空。⑨

   决定很快落实。1950年10月10日,许广平、周海婴致信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正式提出申请,当日即得到答复。⑩随后出版总署在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头版发布《出版总署为鲁迅先生着作编选、翻译、印行事的通告》:

   本署接到鲁迅先生家属许广平、周海婴先生来函申请,为使鲁迅先生着作普及读者与妥慎出版起见,以后关于鲁迅先生着作在国内外的编选、翻译及印行等事项,完全授权出版总署处理。此项申请业经本署接受。为此特行登报通告,自1950年10月19日起,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凡欲编选、翻译或印行鲁迅先生着作而以公开出售为目的者,应于事前获得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同意,过去编印出版鲁迅先生着作而尚未售罄者,应于见报后一个月内详细陈报本署并提出意见以便处理。特此通告。⑩

   这标志着鲁迅着作版权的使用正式收归国有。与此同时,鲁迅着作的专门出版机构也随之成立。1950年10月9日,中央宣传部特别致信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

   为改善鲁迅着作出版发行工作目前的恶劣状况,我们已接受许广平要求,并与胡愈之、冯雪峰等商妥如下:

   (一)结束鲁迅出版社,将鲁迅着作的出版发行工作移交出版总署负责办理,以各种版本求得普及,而对许广平给予适当代价;

   (二)成立鲁迅着作编辑部,负责编订鲁迅着作,并对鲁迅的重要作品加以注释;

   (三)鲁迅着作的编校注释工作由冯雪峰专任其事,并调集王士菁(上海)、林辰(重庆)、杨霁云(常州)、孙用(杭州)四人协助,暂在上海进行。鲁迅出版社的结束事宜由许广平日内来沪处理;

   (四)望华东局与上海市委解除冯雪峰其他任务,并予以工作上之协助。(11)

   11月,鲁迅着作编刊社正式成立。1950年12月7日,出版总署向各地出版局(处)发出《出版总署关于处理鲁迅着作编选、翻译、印行的通报》,在重复10月19日通告中提及的两点之外,又强调:

   鲁迅先生三十三年的丰富着作,是中国人民最珍贵的精神财产之一,应在国内外大量出版发行。本署在接受鲁迅先生家属这个申请后,已在上海建立鲁迅着作编刊社,作为总署直属事业机关,由冯雪峰同志任总编辑,办理编刊、注释、校订工作,编成之书则交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各地出版及发行鲁迅着作,可与该社直接接洽。(12)

   编刊社成为“总署直属事业机关”,纳入国家编制,但它没有出版发行的权力,只负责上游的生产工作。1951年3月,国家级文学类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冯雪峰被任命为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其主持的编刊社也在一年后——1952年7月——迁至北京,并入人文社,成为人文社鲁迅着作编辑室。鲁迅着作从版权到出版,从上游到下游,全部被纳入国家系统之中。这种转变是具有开拓与垂范意义的,此后的1981年版和2005年版都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国家工程”的性质。1981年版《全集》是经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作出“最高指示”之后才启动的。根据毛泽东1975年11月1日批示,出版局制定重新编注《全集》的规划,12月5日得到中央批复后,《全集》的编注工作全面展开。(13)较之1958年版编刊社“小作坊式”作业,1981年版《全集》则调动了全国的力量。“由全国的二十余所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及工人、解放军理论组参加注释的队伍到一九七六年四月已基本上组织好了……此后各注释单位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14)查阅旧的报刊资料,访问当事人和知情人。”(15)此外,1981年版首次为《全集》设立高规格编委会。“翌年(1977年——引者注)9月11日出版局新领导向中央作了《关于鲁迅着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中央决定派胡乔木、林默涵前来领导与主持这项重点文化建设工程。……根据胡乔木意见,经国家出版局同意,成立了‘《鲁迅全集》领导小组’,其成员由秦牧等五人组成,林默涵任组长,负责领导鲁编室工作。”(16)虽然到2005年时,市场经济大潮已经席卷出版业,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做法正在淡出历史舞台,但《全集》作为一项“国家工程”的属性并未改变。“根据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实施报告和批示的精神”(17),2001年6月12~18日在北京召开《全集》修订工作会议。“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为主任、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为副主任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委员会,领导组织这项大型文化工程的实施;成立以林默涵为主任,林非、陈漱渝、聂震宁为副主任,由全国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具体负责修订出版工作。并聘请若干着名专家担任顾问。”(18)历经四年时间,2005年11月,新版《全集》整体出版,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二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全集》注释

  

   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党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是要回答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意义和影响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它的‘建国大纲’和政治纲领”(19)。由于讲演对象是“文化人与青年学生”,“新民主主义文化”无疑是“建国大纲”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鲁迅先生也被组织进这套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甚至“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0)。这从《全集》为什么注释,如何注释能够见出。

   无论是实际参与的编撰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在指出1958年版《全集》的注释是一大创举,所征引的理由往往相同:鲁迅自己也曾坦言“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20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21)这确实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全集》注释设定的接受程度正是“以普通初中毕业学生能大致看得懂为一个大概的标准”(22)。注释的目的则是“普及”,这种普及并非经济目的上的“增加受众”,从而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政治意义上的“扩大宣传面”,让更多的人能够“读懂”鲁迅,从而接受“教育”。这种“普及”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是1942年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提及的“普及”:“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23)也是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讲话中提及的“就整个文艺运动来说,仍然是普及第一”(24)。

“普及”表现在注释上,正如冯雪峰当年设计的“注释条文的文字必须浅显而简要,并且注释的范围也不得不相当广”,接着冯雪峰列出了八种需要注释的情况,可谓细致入微。这其中前三种尤其追求浅显易懂:“(1)古字、古语和引用古籍的文句与掌故之不易懂者和不常见者。(2)外国语、外国人和引用外籍文句、学说与掌故之不为一般人所熟识者。(3)引用民间俗语和故事等等之不为一般人所熟识者。以上三种,除注明出处及原意外,有必要时还须指明引用者之用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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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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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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