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我的问学之路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1051 次 更新时间:2019-10-04 17: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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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

  

   我的求学之路是不幸、艰难和痛苦的。因为受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大概是参加过忠义救国军吧,现在看来这是一支抗日的队伍)之累,仅读完初中就被剥夺了继续学习的权利。这一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包括谋生的单位、生活的空间和交往的圈子。以至当今能在学术前沿提出问题的学人当中,我的治学条件恐怕是最差的。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低学历,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没有家学渊源,更不是一直蜗居在小城,使我最痛苦的是自己谋生的工作与文化压根儿不沾边,长期与清一色的只有中小学学历和半文盲者共事。

  

   另一方面,我的问学之路又是幸运、顺利和愉快的。我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在看来毫无学术人脉的环境下,几乎能一帆风顺地闯入学术界,完全自主地选择、探讨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几无拘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是得到一批包括至今还未谋面的专家学者的帮助。值此机会,我要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和谢意。同时,还要向学界,尤其是对我的学术背景感兴趣乃至觉得不可思议的朋友,禀报我的自学经历。作者的心路历程,应该也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的评判。

  

   当然,我首先得感谢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养育之恩、身教之赐。几年前,一位朋友曾对我说,你看来与学术无关的环境下在学术界站立,一定是你的祖上积过德。我当即回答,祖上有否积过德,我无从知晓。但说到积德,我母亲确实积过许多德。我那文盲的母亲是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母亲忘我,有时甚至忘掉家庭地活着。她一生倾其所有(还不时负债)帮助过无数的人,以至2008年谢世时,远近自发来吊唁者就有上千人。我在查阅数以千计的学者简历时,发现了一个可供研究者参考的现象:在学者群体中,有仁爱之心的母亲的比例较高,从某种意义上讲,母亲对学者的影响比父亲更大。如果说,成为学者有共性的话,我有一个乐意帮助比我们更困难者的母亲,便是我成为学者的唯一“硬件”。

  

   我出身在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西街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五兄妹中,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妹妹、弟弟。在周巷生活的岁月,童年的记忆都模糊了,少年留下的尽是屈辱。尽管从小学到初中自己一直品学兼优,老师家访时大人听到的是一片赞扬之声,但除了“学习积极分子”外,学生时代一切荣誉都与本人无关。不要说评先进、入团,就是曾靠比赛入闱的校乒乓球队,最终也被拒之门外。但最难受的是我被剥夺了升高中的权利。这一曲折对我以后研究成才规律时,笃信“环境决定论”,就比他人更有感性的认识了。

  

   1973年早春,不足16岁的少年踏上了去江西的火车,帮舅舅去养蜜蜂了。一干就是四年。16-19岁,是人生读书的最佳年段,可我却告别了书桌。回想自己的一生,我唯一感到虚度和懊悔的,是这四年,加上招工后的第一年,整整连续五年几乎没有看任何书!但养蜂的经历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又由于多数时间生活在农村,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这些都对自己以后喜欢上历史人文地理是有影响的。同时,在同龄人中,对自然环境的恶化比他人有更直观的体会。短短四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弹指之间。然而,在中华大地,青山依旧在,绿水几无存。

  

   由于姐姐(小学毕业)、哥哥(半文盲)享受“知识分子”待遇而相继支农,1976年底,我被招工。可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工种,我傻了眼——慈溪市航运公司周巷航运站做船工。内河“撑船”被列为人生三苦之首。而最难受的还是被人瞧不起。由于我占了家庭的招工指标,则两年后妹妹又去了农村。也就是说,我获得的人生最苦的职业,是以三兄妹的支农为代价的。

  

   从事天底下最差的职业,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因为“文革”后期已兴办了一批工厂,许多待业青年,尤其是有“脚力”的进这些企业。另外,当父母的企业有招工名额时,其子女优先。故在那轮招工中,我父母所在厂的职工子女,家庭有权力背景的,被县城的好企业招走,家庭无权力背景的, 被父母单位吸收,可我连自己父母所在的单位也不能进,尽管我是“双职工”(指父母系同一单位工作),理当优先。

  

   1977年的初冬,在航行途中,我从高音喇叭里听见恢复高考的消息,便产生了想重新读书的念头。但离校五年后,除了文字,其它的书本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后来知道高等学校有文科和理科之分,其中报考文科不用考物理、化学,数学试卷也浅。于是,试报了1978年的高考。是年夏天,我在船上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大意是虽然没考上,但全家都为我骄傲,因为我离录取线仅19.2分之差(主要是数学拖了后腿,只考了3.8分)。自己对这个成绩也感到意外。因为我不仅以同等学历报考,而且是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取得的,而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数学,我的文科知识已达到了新科高材生的标准。这使我信心大振,觉得本人还是个读书的料。年轻人是需要激励的,这次的高考分数在当时是最好的激励。

  

   1979年,我继续报考,但仍以五分之差与大学擦肩而过。1980年再考,又名落孙山。高考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但三次高考的经历使我养成了良好的自学习惯,炼就了社会科学中多数学科都能无师自通的本领。更有深远影响的是,当时我就思考了一系列与高考有关的社会问题:我无缘大学并不是我读书不好,是因为自己没有上过高中,而文革时期被剥夺上高中权利的不是我一个人,是一个庞大的阶层。如果我有家学渊源,那16-20岁的五年里,不可能完全放下书本,甚至恢复高考后,信息灵点,加上家里有人辅导,也许1977年就考上了。而更现实的是,当时5%左右的录取率太低了,若能提高一个百分点,说不定也进了。总之,深感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渺小的,个人的得失更不足道,决定因素是社会。于是,就把出身、求学、命运、前途与国家、社会、时代、背景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了。我以后做的课题,几乎都是宏观的,与此有关。

  

   当时,正值雷祯孝、王通讯提出的“人才学”风行一时,以代表时代发展要求的“被耽误了的中国只能靠被耽误了的中国人来改造”之命题为激励,许多年轻人纷纷“自我设计”,伴随着人生价值的体现,报效国家。我则选择了“群体人才学”为“自我设计”之“蓝图”。在1980至1990年代末的近20年中,我曾收集了多数的“人才学”期刊和专着。所以,至今为止我写的论文以讨论群体人才为主,发轫于此。

  

   但是,我既无理论基础,又非人事工作者,开始近十年的苦学“人才学”几无成果。以至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一位数学家兼人才学家,给我回信时直言:不要在此浪费时间。其实,这十年是自己补课和打基础的阶段,并从人才学上学到了方法论,使今后少走弯路大有裨益。

  

   后来我就把研究的目标转到古代,对中国近代为何落伍产生了兴趣,试图以中国古代的人才为重心,探讨“李约瑟难题”。在大量人物传记阅读中,觉得唐以后的中国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杰出人才,大都有科举功名,这就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新的想法:如果科举制度真的如人们所批判的那样腐朽、落后,那么,为何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精英多数出于这种考试呢?这时,厦门大学刘海峰提出了“科举学”概念。自1995年与刘教授有了联系后,更对科举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后话。

  

   1980年春,我被调入公司的船厂,学起了水泥船舶设计。不久,就独自挑起了全厂的设计担子,也步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峰。在这个离县城3公里的小厂,我白天搞船舶设计,晚上自学文史知识,接着又参加中文自学考试,并于1989年获中文自考大专文凭。在船厂的近十年,生活得比较紧张与充实,并在此收获了爱情和结晶。

  

   1982年底,国家船舶检验局主持的《内河小型钢丝网水泥船建造规范》审查会议,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召开,出席的大多是科研、管理单位的研究员和工程师,基本囊括了全国的行业精英。我借浙江东道主的光,作为仅有的几个厂方代表之一与会。参加此会对我而言是个机遇。因为不仅认识了从设计到检验两方面的权威,更重要的是那次会议使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严肃的会风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大家白天开会,晩上讨论,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规范》讨论稿进行逐条甚至逐字的讨论与斟酌,并不时发生争论,好几次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乃至拍案而起,而会后又都非常友好。如此畅所欲言的纯学术争鸣,至今仅此一见,恐怕今后也不会再遇。当时我虽然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我等于提前进行了一次学术规范、学术争鸣的训练和洗礼,受益抑或“受害”终身。

  

   尽管船舶设计非我所愿、所长,更与我的“人才学”之梦毫无关系,但为了谋生不得不钻进去,并在实践和理论中都搞出了名堂。1986年,交通部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新的水泥船建造规范《征求意见稿》,我代表单位提了十几条修改意见。同年秋天在苏州东山召开的审查会议上获悉,我们单位提出的意见最多,被采纳的也最多。我被专家刮目相看,会后几家刊物同时向我约稿。这就有了自己的《船舶静水力曲线计算方法的探讨》、《过升船机的水泥船如何满足强度要求》两篇论文,它们同期发表在唯一的全国性行业期刊——《水泥船通讯》1987年第2期上。当时我已成为科研单位与生产厂家之间的重要联系人。以至当我1988年离开这个行业时,中国水泥造船界的权威王乃贤研究员来信称:这是我国水泥造船界的重大损失。

  

   8年船舶设计和研究的经历,虽涉及的是工业技术,但许多方面与我以后的学术是相通、相承的,尤其是对权威的不迷信、对规律的尊重、对结构的关注和对数据的敏感上。

  

   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我们五兄妺初次的工作单位和岗位都不好,这倒是我们对体制不觉得眷恋。故改革开放后,因祸得福,除我以外的四兄妺,很早就“下海”,各人都掘得了“第一桶金”。1988年,我停薪留职,帮助他们搞管理,自己一度也办起了小厂。但“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己念兹在兹的还是“人才学”。而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比较充裕的时间,是坚持学术不可或缺的条件。可1988至1994年,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但除了坚持搜集资料,少有闲读书,而短期内看不到能改变现状的迹象。长此以往,自己虽能做个“老板”,但不可能成为“学者”了。这时,我做了一个十分痛苦而又被亲朋好友都认为错误乃至荒唐的抉择:以放弃刚办成的工厂为代价,换得了大致既有“白领”那样的收入,又有充裕的时间在家读书的职业。为此,妻子认为我太自私了,为了自己的兴趣,竟在产销都顺利的态势下,放弃了好不容易建起的厂;此后二十年全心投入学术研究,没有给家庭带来丝毫的回报,也令她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在外人看来,漂亮、聪明的她,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的确,按世俗的理解,生活在当地一个土豪家族里,中间夹了一个打工仔,这个人必定是无能的。在以非功利性读书为耻的环境下,我无力、无理回应妻子的抱怨和社会的评价,只用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句话来安慰她,抑或也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吧。

  

现在看来,从自己以科举为切入点从事学术的角度来衡量,当时的抉择并没有错。因为自清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百年间,科举制度一直被否定的,真正开始对其进行比较正面的评价,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则此前自然就少有人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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