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评吴宣德教授着《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218 次 更新时间:2019-09-28 16: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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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

  

   由于兴趣的转移,笔者曾打算对科举的探索暂时告一段落,近期更不愿写以此为题材的、出力不讨好的书评。但拜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吴宣德教授的大作——《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以下简称“吴着”,涉及的该书内容仅表页数)后,自己又改变了注意。因为,首先,我的一个曾经的期待终于实现了——当代中国大陆学人对科举、历史人文地理(本文特指社会文化部分)进行量化研究时,首先在计量所花的功夫上达到或超过张仲礼、何炳棣那一代。根据自己长期浸淫于计量史学的体会,吴着考证工作的质与量,已不逊于张、何;吴着的问世,标志着在这方面的劳动,中国大陆学者“技不如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被量化考核弄得焦头烂额的当今中国历史学界,吴着的出现可谓是个奇迹,值得鼓与呼;而吴教授“出污泥而不染的”苦旅精神,更应是我等学习的楷模。其次,吴着对科举的评估谨慎又低调,尤其是对进士的地理分布对区域文化、教育究竟有多大联系的全方位质疑,引出了诸多问题——从统计对象的选择到方法的运用,以至科举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等,对此进行反思与互动,既应是吴氏的意愿,也可能有助于明代进士地理分布、乃至科举与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进展。


一 ?奇迹


   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本人就对科举与历史人文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90年代后,以计量为方法、明清为重点,进入科举人物与区域文化相互关系的专题研究。在此期间,花了大量的精力收集以往的成果。从过目的、数以千计的论着看,史料考证并量化处理得最让我折服的,是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1] ,与何炳棣的《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2]这首先使我敬佩的不一定是他们的学术成就,而是细工慢活,实实在在的工作态度。改革开放后内地学者所撰的、大量的有关科举与历史人文地理学方面的论文,除了少数,如缪进鸿教授的相关论文,[3]绝大多数在史料量化处理上所花的时间,根本不能与《中国绅士》、《明清社会史》相提并论。不少学者提供的数据,似乎以不让真正的同行看到、交流为追求的。由于在基础性工作上的偷懒,本来可长驱直入的个案,往往驻足于表面的突破。可以这么说,科举和历史人文地理学领域,在计量分析的方法与提供数据的广度、深度上,我们没有比张仲礼、何炳棣,甚至潘光旦、费孝通走得更远。

  

   我们所见的用于历史人文地理学上的计量史学,大都是使用“数据矩阵”的方法作描述性的统计,理论上并不高深莫测。干这一行的基本条件是拥有史料与肯费时间。故本人曾以张仲礼、何炳棣的计量水平为鹄的进行冲刺的。可随着研究的渐进,发现自己并不占有基本的古籍资料,加之在古代汉语驾驭上的先天不足,仅靠主观努力是难以成功的。故放弃了这一拼搏。但我把自己的理想转换成一个心愿——希望早日看到当代中国大陆学人,对历史人文地理进行研究时,首先在计量的功夫上达到或超过张仲礼、何炳棣那一代。这本来并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在历史学科,欲超迈前人,在考证所花的“笨功夫”上做到家,是一条最正常不过的途径;而体制内的专业人士,现又大都具备考据的客观条件。可这样的“笨人”与“笨功夫”,还是没有出现。

  

   这并不是说大家厌学,而是种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与攀比,逼使人们在精神领域也大量生产“快餐食品”。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博士生与讲师、副教授层次的,被量化考核压弯了腰;教授、博导级的,又被一个个“课题”——实乃经费所诱惑——这也无可厚非,在一个被主流舆论从浪漫主义切换到彻底世俗化、功利化的社会,与人民币过不去的教授又有几个呢?在一个以决策为引擎的躁动时代,学者想潜心书斋多少有点奢侈了;出现逆淘汰,虽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故当代中国鲜有学术大师是合乎逻辑的必然,是社会发展模式与精英价值观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再次“自觉”又无奈品尝的苦果。学术界的浮躁和不作为,如果再仅仅从表面现象作隔靴搔痒式的批评,而不是向“上有所好”之叩问,已无济于事了。

  

   就是在这个学术大跃进、穷铺张、轧闹猛、宣盛世的时代,我们看到细工慢活——吴着时,有恍若隔世之感。

  

   吴着除了“导言”与“附录”,分别由正文“《碑录》成书与明代进士数”、“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解额与进士地理分布的差异”、“分卷与进士分布的地域差异”、“地方教育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人口与进士地理分布的差异”等六章组成。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结项成果,该书的基本目标:一是希望通过对进士人数的详细统计,梳理出明代进士分布的基本特点;二是通过分析影响进士地理分布的主要原因,来探讨进士这类资料在分析地域性文化发展上的作用限度;三是为其它研究者提供一份比较完整准确的统计资料(详见吴着第20页)。

  

   笔者认为,除了第二点尚有商榷的余地外,其它两个课题目标已完成的非常理想。

  

   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从狭义的现代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中就出现了。该文的“明代科甲表”,虽不无粗糙,但已基本上反映出明代进士与三鼎甲的省级分布。[4]此后近一个世纪,除了何炳棣的分阶段统计明代进士的省级分布、明代科甲鼎盛的府,何炳棣、沈登苗关于明清科举中心的转移,缪进鸿、沈登苗的明代巍科人物与进士集中城市的分布,[5]以及吴宣德本人的、该课题的若干先期成果,[6]发布的明代进士全国性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还停滞在进士总数及其省级分布的层面上。

  

   在此背景下,吴着做了大量开拓性与掘进性的工作。不仅以省为纬,以科年为经,全面、准确、动态地揭示了明代进士的基本分布,还把统计的工作延伸到府、州县和京城以外的多数卫所。也就是说,明代最小的行政区——统县及其以上的地区,和多数独立建署(一般指拥有辖区)的卫所的进士数,几乎都可以找到。打个比喻,如果说,此前我们看到的明代进士的空间结构是一张粗糙的“全国地图”,那么,吴着呈现给世人的是一本以精致的“全国地图”为封页,以比较准确的省、府、州县及卫所的数据为内容的“分省地图集”,而其中的多数篇幅,哪怕是一页的描绘,也是时下不少学者望而生畏的。因为这些资料的采集,不像获取当代统计资料那样方便——由专业部门提供、各类《年鉴》出版,而必须用原始的手工方法一个一个地辑出来(不少研究对象本身还要做艰难的确认工作),再把数万名进士“对号入座”到十几个省、一百多个府、上千个州县,以及约四百个卫所整合而成的。与此同时作业的,还有拓荒性的、更为庞大的科举群体——十万举人的考证及其省级分布。这类考订的艰辛,是非亲历者难以体会的:一方面是重复、机械、枯燥、无趣;另一方面则要求思维的高度集中与伏案时间的连续,否则,难以凑效。作为有过相似经历的笔者,回味当年统计明清进士的时空分布,觉得最头痛的是每一数据的汇总与校核。因为各图表的经纬上,只要有一处不确,该份图表就制不成,涉及的数据需全体暨查,故为纠1人之误差,消耗一天半夜是常事。而吴着讨论的项目,远多本人,则作者为之的耕耘与付出,可想而知。

  

   (一) 填补空白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为同类计量史学之最

  

   作者在第一章中通过目前统计明代进士的基本资料——《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以下该书简称《索引》)的前身——(清)李周望等纂的《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内附明代诸科)的主要来原——《进士题名碑》,《进士登科录》、《明贡举考》与《南雍志》等所载人数为基准,参以明各朝实录、《明太学志》、《清国子监志》等,首先对目前有差异或争议的洪武十八年(1385)等16科,进行考查与辨析,最终得出明代进士总数为24866人的结论。从对《索引》来龙去脉及其存在问题的密针细缕中,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考证功力。然而,更使笔者信服的,是接下去的、大量填补学术空白的诸多表格及其密密麻麻的分析数据。

  

   吴着正文有图2幅,表96份,加之2份长达74页的附表,全书有图表整整100份,约占是书的一半,可谓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计量史学之作。而其中多数的统计内容,是前人没有发觉或涉足不深的。

  

   据笔者初步观察,仅以全国性的讨论而言,至少第二章“表2-1明代各直省各科进士分布表”及表2-2、表2-3、表2-4、表2-22、表2-23、表2-24、表2-28等8份;第三章“表3-1明代历科乡试解额表”及表3-2、表3-3、表3-4、表3-5、表3-6、表3-8、表3-9、表3-10、表3-11、表3-12、表3-15、表3-16等13份;第四章“表4-1会试分卷区域所属州县及各卷取士额”及表4-2、表4-3、表4-5、表4-6、表4-7、表4-8、表4-10等8份;第五章“表5-1明代府州县学覆盖率表”及表5-2、表5-3、表5-4、表5-6、表5-7、表5-8、表5-10、表5-11等9份;第六章“表6-6明代各地编户数与进士分布数量关系表”及表6-7、表6-8、表6-18等4份,以及份量沉淀的附录一《明代进士分布表》(内有南、北直隶,13个布政司、1个辽东都司等16份总表及其196份分表组成),总计43份表格的内容,在学术界都属“首发式”。而其中选择计算机,利用SPSS(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包)进行的聚类分析,如“表3-11乡试竞争度、录取率H ierarchical聚类分区”(第112-113页)等,在研究手段上使读者耳目一新。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明代《登科录》所载的进士籍贯,约七、八分之一的户籍(现籍)与乡贯(祖籍)不一致,对这类进士采取不同的统计标准,得出的结论不同。吴着虽然确定以户籍为基准,但为提供更多的信息,同时附录了乡贯的统计结果。也就是说,吴着相当多的表格其实发挥了两种功能,其工作量的增加不言而喻。这种“自讨苦吃”的傻劲,实则体现了作者对学术的执着与追求。

  

   要之,吴着“量化”填补空白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以及为之费时之巨,是科举及历史人文地理学领域之最。也是笔者所见的计量史学中难有其匹的。

  

   (二) 推进了先前的研究

  

   除了独创,吴着还对已有的成果作了更进一步的讨论,这特别反映在科举与人口地理及移民的相互关系上,从而推动了明代进士的相关研究。

  

   1.科举与人口地理讨论的铺展

  

较早注意到科举与人口关系的是何炳棣。作为科举与人口研究专家的何氏,不无先见之明:“人口数字,是研究科举地理分布和社会流动率地区变化的基础”。但也许受制于“人口数字”方面“几乎难以逾越的困难”,他仅对明清各省“平均每百万人口的进士数”作了估算。[7]何怀宏发现了“科举累人”与“人累科举”的现象,并抽查分析了“科举时代历朝录取进士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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